“大学对于人而言,重要的是塑造思考的过程,而不是具体的知识。”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撰文 | 刘晚盈
编辑 | 曹颖
《看天下》杂志原创出品
参加罗德奖学金第一轮面试的时候,李雨晗正在海拔3800多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乡政府小楼里工作。她担心屋子里信号不好,拿着手机走到小楼外的草坪,说是草坪可能不够准确,因为放养式管理,草坪上长满了杂草,牧民家养的牦牛,和被救助的野生岩羊都会溜进来吃草。
不远处是青色的山,山上有积雪,李雨晗举着手机,在高原的风、高原的草、高原的云的包围下,完成了这场面试。高原的冬天很冷,她只记得,面试结束,她那只举手机的手几乎要失去知觉了。
罗德奖学金有“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”之称,该项目创立于1903年,自2015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开放申请,每年从中国大陆的申请者中选出4名,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任何专业硕士、博士或第二本科学位。李雨晗是2017年度罗德学者。
高原上的面试,像是一条正式的分界线。
在此之前,李雨晗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PPE(政治、哲学、经济学)方向的学生;在此之后,她前往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硕士,并在毕业后回到国内,继续从事自然保护事业。
李雨晗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PPE专业同学的毕业合照(受访者 供图)
分界线上的三江源,则是这场转向的灯塔。李雨晗真正走进自然保护事业的起点,是在高原上捡起的牛粪和咫尺之遥处雪豹的眼睛。
拥有选择的自由
李雨晗本科就读的专业叫PPE,由Politics , Philosophy , Economics这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,通译为政经哲,意味着该专业的学生需要同时学习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这三个领域的课程。
PPE专业已有百年历史,最早由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初,又被称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。目前,国内开设该专业的高校虽不多,但都是名校级别,如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武汉大学等。
李雨晗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PPE专业,学院给学生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,只要愿意投入精力,全北大的课程,学生都可以任意选择。
她曾经选过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,因为课程跟自然有关,听得特别开心,直到交期中论文时,隐隐觉得不对劲,“我一看人家历史系的同学,论文都是通过历史文献来考证某个事情,我呢,论文题目叫《一条大河》。”
最终,她乐呵呵地上完一学期的课,拿到一个不怎么好的成绩,但还是很开心,因为“每天都在经受知识的洗礼”。
李雨晗很喜欢“拥有选择的自由”,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风险,这是她认为自己和PPE专业适配度很高的地方。据她观察,身边的PPE专业毕业生有的沿着其中某一领域继续研究下去,走上学术道路;有的转去做战略咨询,投身企业;还有的像她一样,从事和本科专业毫无关系的职业。她总结道:“PPE既适合那种想要探索世界,也适合暂时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想学啥的人。但不适合不喜欢或者不擅长做选择的人。”
People,Planet and Environment
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,听起来和李雨晗现在从事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毫无关联,实践起来,却经常有转角又相遇的时刻。
比较实际的是经济学课程里学到的统计学知识。李雨晗不太擅长数学,本以为本科毕业后就可以跟数学告别,一口气把相关教材全卖了。没想到在牛津读研时,写论文做分析还得用到统计模型,她只好重新买回《计量经济学》,一页页地翻看复习。
政治学和哲学的影响,则更多体现在思维方式层面。本科阶段的学科训练,让李雨晗更习惯以人、社会、资源管理等多重视角来看待自然保护,而不是单纯从植物或者动物视角看待一个个具体的事件。“其实我觉得大学对于人而言,重要的是塑造思考的过程,而不是具体的知识。”
2016年,李雨晗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,有人得知她的专业是PPE后,问她是不是“People,Planet and Environment”。她从未想过PPE有这样的解读方式,同时又觉得很符合她打算做的事,于是笑着回答对方:“你说的很对。”
从一种PPE,过渡到另一种PPE时,李雨晗选择离开城市,离开顶级学府,前往青藏高原,成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修生。
说来奇怪,这是一个亲近的家人朋友都觉得顺理成章,而不那么熟悉的师长朋友都替她担忧的决定。在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时,李雨晗提到她要去三江源做自然保护,下台后,一位和善的爷爷特别着急地找到她,跟她说:“姑娘,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”
李雨晗心里清楚,自己的选择源自热爱,但她也理解外界的担忧。“从一个完全和自然保护听起来不沾边的行业,换到自然保护;又从一个看起来就光芒万丈的母校,来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。这种选择戏剧性有点强,所以会让别人觉得不理解,但是如果把戏剧性的外壳都去掉,会发现是个挺自洽事情。”
梦里的金钱豹
2017年8月,李雨晗第一次坐车前往昂赛,后来她自封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昂赛工作站站长,在这里待了一年。一开始,她躺汽车后排的座位上补觉,下高速的时候,同伴赵翔把她拍醒,让她赶紧坐起来。“下高速就要走小路了,特别颠,他怕我躺在那里直接被颠下来。”
高原的生活,起初跟她想象的不一样。“它不像是想象中的,比如说非洲动物大迁徙,动物哗哗在你面前跑一跑,不是那样的。”
雪豹(李雨晗 摄)
待了一阵子,她发现,三江源最不缺的就是野生动物,是她自己缺少发现野生动物的眼睛。
有一次,她和观鸟专家Terry一起坐车去囊谦县,对方一直看着窗外,报出一只只鸟的名字,她在边上一头雾水,不断地问:“哪儿呢,鸟在哪儿呢?”
等逐渐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后,李雨晗也开始成为频繁与野生动物偶遇的幸运儿。她曾看到狼在工作站前的草丛溜达,看到雪豹在对面山坡吃牦牛肉,经过附近一片林子时,会留心寻找,几乎每次都能和马麝相遇。
为了减少当地居民因野生动物遭受的损失、促成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,李雨晗和同事与当地社区合作,推进解决人兽冲突的保险,牧民为自家每头牦牛购买几块钱的保险,一旦牦牛被野生动物捕杀,将获得一定比例的赔偿金。在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之外,为了补齐保险赔偿金的缺口,他们发起过一次众筹,名字很直白,就叫“雪豹吃肉我买单”。
保险理赔的过程,也完成了数据监测。根据上报数据,昂赛某村一年间有超过200头牦牛被野生动物吃掉,其中70%被狼吃掉,雪豹是仅次于狼的捕食者。
保险在当地牧民间大受欢迎,并开始在其他地区推行,这是李雨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
2018年,李雨晗在罗德奖学金的资助下,前往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牛津在英格兰东南区,三面被河谷草原包围,海拔只有66米,和三江源的地貌截然不同。在牛津的时候,李雨晗时常会梦到三江源,场景都是类似的,梦里她还在昂赛,在红石头山,一低头就看见了金钱豹。她拿起相机,想给金钱豹拍照,但每次都不太成功,要么是快门按不下去,要么是照片没对上焦。
李雨晗说,这是她现实中留下的遗憾,在昂赛时,她好几次都和金钱豹擦肩而过,没能亲眼见到它。“可能就成了执念,老梦到。”
寻找热爱,没有DDL
在牛津完成硕士学业后,李雨晗回到国内继续从事自然保护工作。“对于自然保护领域而言,研究和实践是特别紧密的。包括现在我虽然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,但是我们的很多工作是要以研究为基础的。”
上海小区里的貉(李雨晗 摄)
回国后,李雨晗来到上海站,三江源在长江头,上海在长江尾,从高原山野到一线都市,无论工作内容还是工作理念,都发生了很多变化。城市和荒野,长期被塑造成一组相反的概念,以至于城市居民会误以为野生动物距离自己非常遥远。
“会有人跟我说,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野生动物的,要保护你们得去野外保护呀。”但事实并非如此,近年来,上海多个小区观测到貉的行踪;去年李雨晗所在团队和来自上海市林业总站、复旦大学的伙伴们带着100多位志愿者,在上海50个小区做实地调研,分析貉的分布密度和生存现状。
李雨晗说,自己算是个幸运的人,能在本科期间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她还见过更幸运的人,一个4岁的小男孩,热爱鸟类,认识的鸟类比她还多。但幸运不是常态,“我觉得找到热爱的事情,它其实是一个还挺长期的过程。”
她不觉得寻找热爱会像课程一样有DDL(Deadline, 截止时间),无论什么年纪,无论是作为爱好还是事业,热爱的东西都能在生命里找到位置。她拿身边的同事举例:“你看我本科是学PPE的,我有一个同事本硕都是学哲学的,还有一个鸟类专家,本科学的物理,最终兜兜转转我们都会在热爱的事情里相遇。”
距离李雨晗的18岁,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那个夏天,她和同龄人一起走进高考考场,开始新的冒险,之后遇到北大、三江源、牛津和上海,也遇到雪豹、狼、牦牛和城市里与人为邻的貉。
再回过头时,李雨晗想对曾经18岁的自己,和更多正经历18岁的年轻人说三个字——别着急。
“很多节点,例如高考,例如本科毕业,在那一年的节骨眼上看会觉得我下一步真的好关键,我迈错了,可能这辈子就毁了。实际上我觉得人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,当时看起来特别重要的事情,后来时间尺度拉长了,或许也没有那么重要。”
她有时候会想起昂赛的三只小熊。
那是突然出现的三只小熊,身边没有熊妈妈,躲在牧民们暂时不住的砖房里。工作站在附近放了红外相机,监测小熊的生活状态,等待熊妈妈回来领走小熊。牧民们担心小熊饿肚子,做了一桶糌粑(藏区牧民传统主食)球,每只有小西瓜那么大。人靠近的时候,小熊不敢吃,等人离开,李雨晗通过红外相机观测到,小熊噔噔噔地跑出来,使劲吃,应该是饿极了。
熊妈妈没有回来,有一天,三只小熊突然又一起离开了,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李雨晗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,可能找到了妈妈,也可能饿死了。总之,没有再听说过它们的消息。
但这是自然保护工作的常态。人类能改变的部分少之又少,在有限的交集中和谐共处,已是一桩不大容易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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